犯罪預備的刑事責任有哪些

根據《刑法》第22條第2款的規定，對于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遵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簡記從、減、免）。顯然，預備犯應當負刑事責任。但由于預備犯還沒有著手實行犯罪，沒有造成犯罪結果，其社會危害性通常小于“既遂犯”的社會危害性，故對于預備犯，可以從寬處罰。“可以”是授權性法律規范的表達方式，具有允許、許可的意思，但同時也表明了刑事立法的傾向性意見。
　　這兒，刑法雖然用的是可以，但可以理解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也是法定的，一般情況下司法機關必須這樣為之。只有在特殊情況下，如行為人準備實行特別嚴重的犯罪、手段特別惡劣時，也可以不予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故也是法律所規定“可以”應有之義。）至于究竟是從輕處罰還是減輕或者免除處罰，應當對犯罪預備的整個案件進行綜合考察后來決定。

　犯罪預備行為是為犯罪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犯罪預備形態則是犯罪行為由于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停留在預備階段的停止形態。
　　我國刑法理論一般認為，行為符合犯罪構成是追究行為人刑事責任的根據，犯罪預備行為也有其犯罪構成，它是一種具備修正的構成要件的犯罪未完成形態。這是追究犯罪預備行為的刑事責任的法理根據。犯罪預備行為雖然尚未直接侵害犯罪客體，但已經使犯罪客體面臨即將實現的現實危險，因而同樣具有社會危害性。因此，犯罪預備行為同樣具有可罰性。
　　我國刑法第22條第２款認可了這一學說，規定對于

犯罪預備成立條件
　　1、行為人主觀上具有犯罪的故意。即犯罪預備的目的，是為了順利地進行犯罪活動，實現犯罪意圖，體現了預備犯的主觀惡性，這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主觀依據。
　　2、行為人已經為實施犯罪進行了準備活動。這種準備活動在法律上主要規定為兩種情況：
　　一是為實施犯罪準備工具和物品的行為。準備的工具和物品包括用以殺傷、威脅被害人的各類兇器物品；用以偽造貨幣、票證、文印的各類器具材料；用以掩護犯罪活動、排除障礙物、銷毀罪證的各類工具物品等。準備工具和物品的手段、方法也各不相同，主要有制造、修理、改裝、購買、借用、騙取、竊取等。
　　二是為達到犯罪目的創造條件的行為，主要指準備工具以外的其他創造條件的行為。如為實施犯罪，事先察看犯罪現場、選擇犯罪時機、探聽被害人行蹤、演習犯罪手段和技巧、擬定犯罪實施計劃、尋找犯罪同伙等等。
　　從準備工具、制造條件對實施犯罪所起的作用來看，都是著手實施犯罪之前，準備犯罪的行為，都是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這是追究其刑事責任的客觀依據。如果行為人僅僅將犯罪意圖表露出來，而未進行犯罪的準備活動，那就不是犯罪預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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